对虐童的社会监督和干预不能缺位

近日，黑龙江建三江一名4岁女孩被殴打致颅脑损伤，昏迷后被送往医院抢救。经检查，女孩遍体鳞伤，伴有贫血、营养不良等症状。目前其继母曲某已向警方供认虐待行为，生父于某先是表示女孩有自虐倾向，后改口承认曲某虐待女儿，但否认自己参与虐待。

女孩的遭遇令人扼腕，一经曝光即引起舆论对曲某和于某的强烈谴责。其实，我国刑法不仅规定了虐待被监护人罪，还明确对有虐待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论处。曲某在虐待基础上，很可能已经达到故意伤害，乃至故意杀人未遂的标准，难逃法律制裁。于某作为与女孩共同生活的监护人，明知被监护人遭受虐待，而不履行阻止义务，可成立不作为犯。

法律并非没有对虐童行为进行规制，然而，虐童事件仍屡屡发生。究其原因，除了虐待方式通常较为隐蔽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告不理的限制，还与社会监督和干预严重缺位有关。施虐方的虐待行为越是不被及时发现并制止，越会变本加厉。

就本次事件而言，其一，婚姻法规定，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离婚而消除，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。女孩生母张某在女儿此次入院后，才得知女儿近期至少两次入院接受治疗。就算此前没有人告知，只要张某定期探望，哪怕通过视频与女儿保持联系，也不至于虐待行为被长期放任。而女孩其他亲属也迟迟未有发声。

其二，据媒体报道，女孩此前因鼻梁骨折有过入院经历。那么院方当时有没有报警?如已报警，警方是如何处理的?是否与居委会和妇联取得联系?如果社会力量能够及时介入，或许女孩不会在出院后第二天又被打到颅脑受损。现在再去了解情况、派人探望只能算亡羊补牢，既不能让女孩恢复原貌，也无法弥合她内心所受创伤。

其三，有邻居证实女孩长期遭受虐待。既然邻居知道，为何迟迟不通知居委会和警方?是懒得管、不敢管，还是觉得管不了?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所有社会成员法定的共同责任。

未成年人保护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，不能重惩罚轻监督。一方面，应该考虑完善虐待未成年人强制报告机制，扩大负有报告责任的主体范围，对于负有强制报告义务而不履行的主体采取更明确的惩罚措施。避免像现在这样，一些组织依未成年人保护法、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向有关部门举报，但即使不管也不会真的被追究责任，索性不管。例如日本将所有国民都列为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，英国虽然没有强制报告制度，但通过宣传明确提出希望所有公民发现虐待未成年人事件及时报告，对于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专业人士，如教师、医护人员，未及时向有关机构报告的，将面临行业内部惩戒。

另一方面，对未成年人父母的劝诫、教育需要落到实处。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，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城乡居民自治组织予以劝诫，却没有规定如何劝诫、要实现怎样的教育目标。如果只是随便批评两句，恐怕没什么用处。